和美国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1936年7月16日夜,接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次接触,粉碎了当时的新闻封锁,向世界报告了“红色中国”的真相。

  -周恩来对斯诺说:“你是一个可靠的记者,对中国人民友好,我们相信你能够讲真话。”

  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中国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向外界宣传自己的纲领、路线和主张,打破的新闻封锁,把事实真相告诉全世界人民。正如海伦·斯诺所言:“懂得笔杆子的威力,希望找到一个可信赖的外国人,来记下和发表事实真相。在当时统治下的中国,任何其他的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休想在书刊上讲出真话。”

  而本来只想在中国最多只停留六个星期,准备写完宋庆龄的传记就回美国的31岁的美国人斯诺,作为“一个胆战心惊、寻求头号新闻的记者”,在伦敦《每日先驱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星期六晚邮报》等的支持下,也向往着能够进入“中国红色地区”,因为这对斯诺来说,他面对了“一个强大的诱惑力——全世界等待了九年的头号新闻”,他不能放弃他没有“听说过现代新闻史上有过比这还要好的机会”。

  1935年5月底,斯诺从宋庆龄处得到了可靠消息,说与张学良的东北军秘密达成了停火协议。这无疑是绝好的机会。1936年春,斯诺从北京专程去上海,向宋庆龄提出了希望去苏区访问的要求。不久,经宋庆龄的安排,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

  这样,斯诺在北京接到了中共地下党员、东北大学教授徐冰转来的一封致的介绍信——信是柯庆施根据的指示,用隐色墨水写的。他带着这封信、两架照相机、24个胶卷出发了。到西安后,上海地下党的董健吾伪装成“王牧师”与斯诺在西安西京招待所取得联系,并和宋庆龄介绍的一位年轻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一起,在红军联络员刘鼎和邓发的秘密安排下,冲破了封锁。埃德加·斯诺就这样成了第一个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西方新闻记者,也是第一个与中国人对线日,在苏区前敌指挥部安塞县白家坪,周恩来亲自为斯诺拟定了一张为期92天的考察苏区日程表,并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可靠的记者,对中国人民友好,我们相信你能够讲真话。我们欢迎到苏区来访问的任何一个记者。”第三天,斯诺就带着一张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草图,骑上马到保安(即今陕西省志丹县)见去了。

  -第一次把自己的生平讲给别人听,而且是一个外国人,且一谈就是十几个夜晚。《自传》即来源于此

  7月16日晚,在他那座“非常原始的”,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的两间窑洞里接见了斯诺,并与他进行了关于抗战形势的谈话。从此,这个东方伟人和斯诺这个美国记者开始了几十年的传奇交往。

  当年面容瘦削、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的,在斯诺的眼里看上去是一个“很像林肯的人物”,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而关于,斯诺本想“可以单独写一本书”,于是他就交给一大串有关其个人的问题要他回答。但对此不感兴趣。斯诺想套出个人的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有几天,他们好像是在捉迷藏。不管怎样,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传”的。但斯诺力争说,这比其他问题更为重要。斯诺说:“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

  在当时,多年来把红军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的土匪,只知道烧杀抢掠,共产共妻,四处散布谣言迷惑人民大众。仍不表态。斯诺就接着说:“外边还有许多关于你已经死去的传说,有人说你说流利的法语,有人说你是一个无知的农民,还有人说你是一个病得半死的肺结核病人,有的强调说你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

  对此感到非常意外:“人们竟然会花费时间对他进行种种猜测。”为了纠正这类传说,正人视听,有利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一次审阅了斯诺列的那些关于他“个人历史”的问题表。最后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就这样,手机报码和斯诺在以后接着的几个晚上的谈话中,躲在那个窑洞里,“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蜡烛在他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斯诺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奋笔疾书,一直到倦到要倒头便睡为止。第一次把自己的身世尽可能地告诉了这个外国记者。红军干部吴亮平(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笔名吴黎平)作为翻译坐在斯诺的身旁。《自传》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斯诺还遵照“到前线去看看”的意见,到前线生活了一个月,对中国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把自己在陕甘宁边区所听、所看、所记的事情写了一系列通讯,首先在英美报刊发表,客观公正地报道了中国领导的中国革命,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内外的影响。1937年10月,这一系列的新闻通讯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中译名《西行漫记》),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而早在8月1日,《自传》已被译成中文在上海《文摘》月刊连载。

  -说:“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中美)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个人。”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说的:“只有那些当时身在中国的人们,才能回味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像火焰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原来还另外有一个中国啊!”的确是这样,斯诺首次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展示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打破了十年的新闻封锁,揭穿了它的造谣污蔑,打开了人民的眼界,他对“中国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他的采访被誉为20世纪“新闻记者所施展的一个最了不起的绝技”,“在全世界面临空前灾难的前夕,报道了一支远离西方各国的独立的战斗力量”(费正清),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反法西斯斗争的信心和力量,同时也使“中国在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因为在此之前,“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而“在斯诺的报道发出之前,对于中国人,特别是他们的领袖,不仅苏联人根本不了解,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更不用说西方了。”(海伦·斯诺)斯诺因此成了最了解中国和的美国人。美国总统罗斯福看完斯诺的著作后,先后在1942年2月24日、1944年5月26日和1945年3月3日三次接见斯诺,还亲自推销过斯诺的书。

  1937年3月10日,在延安专门致信斯诺:“我们都感谢你的。”1938年春,还亲自对一位德国记者说:“当其他人谁也不来的时候,斯诺来到这里调查我们的情况,并帮助我们把事实公诸于世……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个人。”

  1939年9月,斯诺第二次访问陕北,在延安的一次干部大会上把斯诺介绍给大家,并说斯诺的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而该书也真实地成了一个历史预言,红星真的照耀了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辛勤地在太平洋两岸传递信息,先后于1960年6月28日至11月15日以美国《展望》杂志记者身份、1964年10月18日至1965年1月19日以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身份和1970年8月14日至1971年2月偕同夫人一起三度访问我国。斯诺的每次访问,都受到了、周恩来等人的亲切接见。1970年10月1日国庆节,在城楼上接见了斯诺,并于8日同斯诺进行了重要谈话,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中国访问。而像发动“的目的”和解冻中美关系的信息,也都是像1936年谈“自传”一样,没有告诉自己的家人、战友和其他领导人,而是首先告诉给这个外国记者的。

  斯诺以他的笔粉碎了“神话”,赢得了和中国的信任和敬重,被人们誉为“中美人民间的活桥梁”。而斯诺却因此受到当时美国政府的不信任和打击,作为危害美国安全的“共党嫌疑”,被迫离开祖国,移居欧洲。

  1972年2月15日,也就在和尼克松会晤的前一个星期,斯诺在瑞士日内瓦郊区埃辛斯村逝世。此前斯诺收到了白宫邀请他作为“总统特使”到中国访问的信,他拒绝了。临终时,他用生命的最后力量讲出一句话:“我热爱中国。”并要求把自己的一半骨灰安放在北大未名湖畔。而他在生病期间,、周恩来派专门的中国医疗小组去为他治病。逝世后,立即发去唁电:“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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